每一个父亲都是,每一个男孩英语

　　每一个男孩，都必须将自己的父亲打败
　　
　　早上还在睡梦中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我那时还处于迷糊状态，感觉就像听到一句没头没脑的电影台词。然而后面的话让我迅速地清醒起来，原来老爸老妈夜住旅馆遭遇小贼，相机、钱、证件都被偷走了。不幸中的万幸，老俩口都没事，这让我放下心来。
　　
　　“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损失的钱，我们总会慢慢赚回来的。”我安慰道。
　　
　　他们这种开着摩托车逛全国的拉风举动一直让我既钦佩又担心——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在我看来，只要人能平安归来，在这种高风险的活动中损失点财物还是可以接受的。
　　
　　为了安慰这两个饱经磨难的心灵，给他们以家的温暖，晚上我便计划着要在他们回来时做一顿丰富的大餐。前晚通宵未眠，早上七点多便到市场采购食材，之后便是整个上午的洗、切、炒、煮、蒸了，在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终于弄好了三个菜：韭黄炒肉丝、可乐排骨、翡翠豆腐滑蛋汤。看着老爸吃饱饭后抚摸着自己圆溜溜的肚子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这场战争，终归还是我赢了。
　　
　　一岁不到的时候，他得意地抱着我四处向人展览——“嘿嘿，这小子是我儿子，聪明，将来肯定是个小神童。”
　　
　　幼儿园时最盼望的就是周末了，因为爸爸会从教书的小镇上回到县城的家里，然后，妈妈会做一周一次的青椒肉片。
　　
　　小学，开始了我的受虐生涯。挨打，有无数的理由；被表扬，记忆中貌似没有过。
　　
　　圣斗士热播时他不许我看，那我就躲在别人家门后透过门缝偷偷地看，默默地提升自己的小宇宙；家里的小说也不许我翻，那我就藏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没有做不到，只要想得到。
　　
　　八岁，为了躲避他的拳脚，我开始了反对暴力争取民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离家出走。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成果是辉煌的、显著的，回家后非但没再挨揍，还享受了蛋炒饭的优厚待遇。
　　
　　可惜由于斗争的手段缺乏进步和改良，自此之后，离家出走的成效就愈来愈小了。虽然老妈每次依旧都会担心得要死，但他已渐渐习惯并处之泰然了。因为他知道，即便不去找我，不用多久我也会安全回家的。这种斗争手段直到高中已完全失效——离家前逃掉的那顿饱揍等到归家后总会被加倍地施诸于我身——最后被我主动放弃了。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及意志力的增强，肉体的折磨渐渐失效。然而法西斯的统治是多样化的，他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折磨的方法。他根据自己是数学老师，嗓门大的特点，想出了见血封喉的新招——每次训骂我时先是用略微平缓的语调，让我在他的骂声中逐渐放松警惕，直到我昏昏欲睡之时，他便在一秒之内爆发，以几十年大嗓门上课所累积练成的“狮子吼”冲着我咆哮：突袭而至的巨大声浪、近在咫尺的长年烟熏而成的黄斑大牙、海量般喷发而出的如“暴雨梨花针”般的唾沫（四川唐门独家暗器）……
　　
　　所有这些，都会在一瞬之间将毫无防备的我吓得灵魂出窍、抖如筛糠。每值此刻，在卑鄙的偷袭得逞之后，他狰狞的嘴角边都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毒笑，其阴暗的心理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我就是那么容易被你鱼肉的么？也不想想我是谁的儿子？！
　　
　　随着我对敌经验的逐步丰富，心理抗压能力渐臻于化境，终而达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渐渐，他也发现我再也不为他的瞬间暴吼所动了——“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而不动”——他再怎样增强自己怒吼的爆发力也无济于事了，反而显得自己像小丑一样。
　　
　　终于，他也只好无奈地放弃了此一折磨我的变态嗜好。从那以后，我的心理素质提升到了一种前所未有新境界——经历过这样魔鬼式的训练，还有什么气势汹汹的责骂可以吓倒我吗？！——孩子们，所有暴父都是纸老虎！
　　
　　高中，他担任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大嗓门依然如故，由于要求严格、形象威严，班上的同学大多怕他：这方面最夸张的一个例子是，高中班里一个数学不好的女生，大学毕业后回我们学校教语文成了我爸的同事，但某次同学聚会时她竟然告诉我，她最近还在梦中见到了怒吼着的唐老师，以致于她冷汗津津地从梦魇中被吓醒。
　　
　　每当此时，我心中便会升腾出一股无法遏抑的自豪感——嗓门大算什么？！再凶残百倍的拷打咱都经受住了，自幼的革命经历早已造就咱的铮铮铁骨！
　　
　　填报高考志愿时，他根据我的平时成绩最后决定让我填报南京理工。不！我坚决不！斗争要讲究策略，我一开始坚决要报北大，非北大不考！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我作出让步，不给报北大那就报中大，再不行我就不考了！
　　
　　这一仗赢得凶险啊，若是我一开就说报中大，多半是不成的，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他最后即便同意了，也不忘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今年就由你了，明年就再由不得你了！”
　　
　　电话查到高考成绩后，他带着疑惧以及对梦幻破灭后的痛苦的警惕，坚决让我再多查一遍——“这是你的成绩么，怎么可能这么高？一定是搞错了！”
　　
　　最终知道被中大录取时，我们终于在时隔十多年后再次躺在同一张床上，和衣而卧，聊了个通宵，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出门去学校里到处闲逛——等着别人问他儿子考得怎样。
　　
　　大一刚入学时，通过长途电话听得最多的嘱咐就是：“老子跟你说，你娃一天给老子认真点学习，千万别被学校退学了！”——天，我就那么差么？！当退学渐渐看似不可能时他又有了新的担心内容：“你能按时顺利拿到学位证么？！”
　　
　　大五了，临近毕业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我告诉他，我要考研，考北大。反复叮咛一句话——“考不上一定要做好找工作的准备啊。”
　　
　　考研初试结束后，爸妈春节来广州玩，当他躺在牙椅上我用口镜拉开他嘴角看到他满口烂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很虚幻的感觉——这是那个欺压我多年的男人么？现在就这样软弱无助地躺在这里任我宰割。
　　
　　当快机钻开他的龋齿时，他忍不住嗷嗷叫疼，我阴暗的心理竟然会忍不住一阵暗爽——哈哈，你也有今天？最后一共给他做了如下的治疗：洗了全口的牙，补了四个楔缺、两个龋洞，另外还做了一个根管。
　　
　　当我得知被北大录取后立马打电话给他，他正在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只淡淡说了句：“祝贺你了。”起码语气是淡淡的，远没高考结果出来后的那种欢欣雀跃，电话那头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不得而知。
　　
　　昨晚我感到自己胸闷气短很不舒服，他便开着摩托载我出去兜风，在山间的公路上我们停下来休息，父子俩望着路边的野花和远处山谷的绿块农田，都默然无语。突然间，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他一句：
　　
　　“你承认这么多年来，最后是我胜了么？”
　　
　　他嘿嘿傻笑，并不作答。
　　
　　每一位父亲都会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儿子，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参考的基准来为他的儿子设计人生，而真正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儿子往往又要极力挣脱父亲的掌控的。
　　
　　这就注定了，父子之战，无可避免。
　　
　　这是一场关于成长、关于人生、关于前途、关于命运的战争。倘若是战败，即便获得了世俗所认同的成功，却也很难走出自幼时即笼罩于其中的，父亲巨大身躯所投射下来的阴影，去闯出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
　　
　　每一个男孩，都必须将自己的父亲打败，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我们都必须战胜自己的父亲，完成自己成长的蜕变。在成为父亲之后，再期待着被自己的孩子打败。
　　
　　虽然还无法预料多年之后下一场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但目前令我感到庆幸的是，这一次，是我胜了。

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

岳钟琪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地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点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他认为有过康熙一代，已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可为什么还有人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将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励精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

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执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经不想做反清复明的事情。

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猎”，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

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祥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是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于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

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