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康熙二十六年,济南府淄川县毕家,蒲松龄初识王渔洋。
在此之前,对于蒲松龄来说,王渔洋这种牛人只存在于传说与崇拜里。
王渔洋真名王士禛,号渔洋山人,世人皆称他为王渔洋。他属于命好又有才,一辈子都开挂的那种人。他出身于济南府新城县的高官显宦家族,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
王士禛画像
王渔洋十七岁拿下县府道三试第一的秀才,此后科考做官是一路顺风顺水。康熙二十四年他回乡丁忧之前,已经官至国子监祭酒。
不仅如此,王渔洋的诗文了得,曾得皇帝亲赞,且粉丝众多,早已是公认的文坛盟主。
在这样的明星级大人物面前,蒲松龄不由地自惭形秽。论出身,蒲家是寒门,往上扒拉到朱元璋时期,就出过几个秀才,直到蒲松龄一位叔祖做了县令,这才算是族中有人当过官。
论科考做官,蒲松龄年轻那会儿中秀才的时候,也是县府道三试第一,也曾风光一时,并立志出将入相。可三十年过去了,他仍在乡试这一关上卡壳不前,屡试屡败,屡败屡试。
论爱好,蒲秀才业余最喜欢搜集奇闻异事,并将自己的见闻和经历揉进这些鬼狐故事中,写成了一部叫做《聊斋志异》的小说书稿。而这般写作是那个世道认为的不入流学问,正经读书人谁干这个?
蒲松林画像
似乎样样都不能跟人家相提并论。
蒲秀才既是科考铁粉,又是写小说热爱者,同时为了一家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他又不得不去给小孩当塾师、给官员当幕宾以及为他人代笔写文,底层文人的辛苦日子一过几十年。
王渔洋去亲戚毕家做客的那一年,正是蒲秀才在毕家干塾师的第九年。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的毕家虽是高门大户,但对蒲秀才是“上宾”待遇,拿他当朋友,所以除了家教工作外,还经常请他代表接待往来宾朋。
于是,两个出身、际遇、地位有云泥之别,怎么看这辈子也不会认识的同乡,终于机缘巧合地见面了。
2
蒲松龄招待王渔洋,心情复杂。
他热情周到,又有点难以置信。他的恭敬里透着一种长久以来的崇拜。他更还有点儿自卑。我奋斗了这么久,如果不是沾了东家的光,仍然没资格跟你坐在一起饮酒喝茶。
得知王渔洋也喜欢奇闻异事,蒲松龄便向王渔洋推荐了一部将会成为传世名著的书稿《聊斋志异》。
把书稿给王渔洋看的时候,蒲松龄是清高自尊的。他想在这位大人物面前拿出一份读书人的成绩以证才学,想得到一个来自高层人士的肯定。
蒲松龄更是诚惶诚恐的。一个屡试不中的穷秀才,竟然还会如此不务正业,舍本逐末。那位大人物会怎么看待自己和《聊斋志异》?
史载,王渔洋对这些还没有成为名著的书稿很赞赏。
而且王渔洋回去后,又通过写信向蒲松龄借阅《聊斋》书稿。看完后他向蒲松龄赠诗一首: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自从乾隆年间《聊斋志异》流传开来,世人一般认为这首诗是王蒲二人之间高尚友谊的象征。但是,如果细看看,这首诗真的很“单纯”。
首先,对人家的作品感兴趣,借来瞅瞅,归还之时附上些许点评,是一个读书人的素养和礼貌。这跟友谊的关系,并不大。
其次,大诗人的点评有两个意思:这小说是非现实主义的,看官别当真;作者平生不得志,在此借“鬼”抒意。
这样的点评是不是很没劲?内容内涵写法文笔等一概不提,只不痛不痒地写出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东西。当然,王渔洋在某些篇章上还附有简短评批,但也仅限于寥寥数语。而这首重头诗,相比他同时代的为《聊斋》作序的高珩、唐梦赉,总觉得少了真诚与中肯,相比后世的鲁迅与郭沫若,也不见独到与深入。
如此简略,甚至有点敷衍的味道,以心血之作会来的好友,会做此点评?
然而,王渔洋的这首诗从来都是《聊斋》的重量级注脚。直到今天这首诗还是可以做为一份介绍《聊斋》艺术魅力的佐证。之所以是重量级的,不外是这个原因:
以王渔洋在当时社会地位之高,肯为《聊斋》这种出自底层知识分子、内容又十分接地气的作品做出佳评一二,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评价本身就足以成为《聊斋》和蒲松龄的荣光。
归根到底,还是阶层决定了一切。一个出身富贵的高官N代,自然拥有一言千金的话语权,友谊是没有这个份量的。比如蒲松龄的这些好友:举人袁藩、东家毕际有父子、富贵闲人朱缃,都曾对蒲松龄写《聊斋》有过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但他们谁也没有王渔洋的点评诗在《聊斋》的后世流传中出风头。
看来,即便有《聊斋》这种奇文为纽带,冲破阶层的友谊在现实中还是不如想像的那么美好易得。
蒲松龄收到王渔洋的点评后很受震动。他在诗里写道“青眼忽逢涕欲来”“一字褒疑华衮赐”,又“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蒲松龄热衷仕途,却只当了一辈子穷秀才,“功名”二字成了他的心病。
他又喜欢写小说,想成为汉代那个穷居著书的作家杨雄,当不了官当个文坛老大也行啊。
他又得先活下去,不得不为一家人的肚皮碌碌终日东奔西忙。
他一边殷切仰望着月亮,一边努力去捡地上的六便士,这种姿式他坚持了大半生,其中的矛盾、尬尴、无奈、辛苦与无助,他咀嚼了无数遍。
如今,高官大才一点头,等于给了蒲松龄一个极大的肯定,如同一直晦暗的世界里有了一抹灿烂云霞。他掉眼泪、欣喜若狂其实是长期压抑的情感宣泄。
蒲秀才想得到的,归根结底还是一份来自那个社会体制内的认可,而王高官在蒲秀才心里,是代表社会体制的。蒲秀才身边的朋友们,无论多要好,也给不了他这样一份人生大礼。
而蒲秀才可以把王渔洋视为知己,却可能不是朋友,或许谨慎又清高的他也明白,他是“单相思”。
3
后来,王渔洋继续升官,成为台阁重臣。蒲松龄继续科考,继续教书,并继续写《聊斋》。
康熙四十年,蒲松龄把修改后的《聊斋》寄给王渔洋,希望得到指点,更希望王渔洋为《聊斋》写序。
王渔洋依然赞赏《聊斋》,但对写序一事,王渔洋是这样回复的:我以前给人家写的序都很差劲,所以已经封笔不写了。所以嘛,能不能为你破例再写一次,我也说不准……
自黑式拒绝。
王渔洋的考虑很现实,他明白自己文字的份量。台阁重臣,文坛盟主,基本已处在说啥是啥的段位。一个穷老秀才,一部末流闲书,恐怕担不起那个份量,他王渔洋也确实没有必要的理由——比如后世附会的“友谊”,去如此自堕身价。
正如著名学者马瑞芳所言:“王渔洋只肯做个热心的读者,不愿意以自己的名望,为一个穷秀才的闲书赚取文坛一席之地。”
恐怕这番拒绝最能说明王大人与蒲秀才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友谊。他们之间隔了太多迥异的东西:出身、境遇、价值观、名利观、处世法……,唯一一点共同之处——《聊斋》,虽然让他们彼此有过了解、交往,但还是不能弥补那些天生的鸿沟,使他们成为好友。
后世把二人做为“友谊”的双方,多半是因为《聊斋志异》本身的魅力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重。一位高官名流,一个乡野秀才,因为一部当时还不是名著的名著结为知音好友,这是符合人们圆满心理的美好想象。
试想,如果在蒲松龄身后,《聊斋》并没有大放光芒,还会有与之相关的人与事流传吗?王渔洋这种名人会在“聊斋”圈子里再出一回名吗?
当初蒲松龄把王渔洋的简短评语恭敬地抄录到《聊斋》手稿里,而王渔洋并没有把与蒲松龄的往来信件收录到自己的信件著作里。其实王渔洋没有居高,而蒲松龄姿态够低。始终不能平视彼此,却“被好友”了三百年,这对非好友都犯了个共同的错误:低估了《聊斋》的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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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11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