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挫折经历的太少,所以才把一些琐碎的小事看得很重要。
3、别对生活要求太多,生活才会充满惊喜。
4、回首人生,最痛的,不是失败,而是没有经历自己想要经历的一切。
5、人生如路,须要耐心。走着走着,说不定就会在凄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
6、黑夜的转弯是白天,愤怒的转弯是快乐,所以有的时候让心情转个弯就好了。
7、真情和假意,只要学着把它看成香槟里飘飞的小气泡,也就不必太认真。伤感过去,会微笑宽容。毕竟,太甜的东西,都不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张小娴
8、找一样我认为重要的东西,理想也好,爱情也好,我需要这样的东西来提醒我,我不是靠活着的惯性活着的。——笛安
9、光阴把曾经的苦涩化作日后的笑谈,岁月也抚平了青春的躁动。也许会有一个老是跟你过不去你却很想跟他过下去的人;但是,幸好,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张小娴
10、婚姻大事,固然应该慎重,但认真说来,多少总带点冒险的意味。因此,在选择的时候,心要细。在决定的时候,胆却不要太小。——《罗兰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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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真正的强者,不一定是事业上的成功者,却一定是心灵的主宰者。正如雷锋所言:“谁不能主宰自己,就永远是一个奴隶。”我们深知:人只有通过自我净化,心灵才会至高无上。
心灵的第一境界是感恩之心。
中国有句老话,百善孝为先。一个人要想服务于社会,报效祖国,就必须从“孝敬父母”开始。孝的内核是感恩,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也是生活中的大智慧。学会感恩,感谢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感谢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积极的人生观,才会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才会回报他人、回报社会。
心灵的第二境界是慈悲之心。
有人说,一个社会最大的进步是慈悲心的进步,我觉得这很有道理。恃强凌弱不是真本领,真正的强,是心灵的强,是具有海纳百川的度量、高山仰止的气势。每个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走一条自己的路,有的很长,有的很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不管怎样的路,到最后都是空空而去。
人是需要有慈悲心的。
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慈悲心,就是对于一切众生的痛苦,当做切身的痛苦,生起伟大的同情,对需要的人给予救济和帮助。
具有了慈悲之心,才能和他人、社会、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与世界万事万物平等相待、和谐相处。
心灵的第三境界是敬畏之心。
人生在世,应该要有所敬畏。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人要敬畏什么呢?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古代哲人的告诫,都是从每一个个体做人的角度来说的。
在这里,敬畏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价值追求,是对人之为人的良知与德行的恪守。古人云:“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一个人怀着敬畏之心谨慎行事,则能避祸趋福。
失去敬畏之心,就可能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最终自酿苦果。如果每个人都对规则、条律、伦理拥有本能的敬畏,在面对法律、道德、人民、舆论等方面时,常有必要的敬重,又有战战兢兢的畏惧心,才不至于被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所“捆绑”,才能有一颗常常反躬自省的心,才不至于妄自尊大,无视道德、党纪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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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
朱自清散文:背影(父亲,茶房,橘子,黑布,北京)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原载1925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第2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