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富翁对于财富的处理，一般是全部留给子孙。但是在美国的富翁中，近年来却有一种新的风尚在流行，就是不要留太多的财产给子孙后代，以免他们乐不思蜀，成了扶不起的阿斗。这种风尚的实践者有大名鼎鼎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投资家华伦·巴菲特。
现代富翁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可能缘自罗斯·柴德留下的教训。罗斯·柴德是巴比特老一辈的富翁，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儿子拉斐尔。但拉斐尔在继承遗产两年后被人发现死于纽约一处人行道上，死因是吸食海洛因过度，年仅23岁。
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就曾做过一项调查，在继承15万美元以上财产的子女中，有20％的人
放弃了工作，整天沉溺于吃喝玩乐，直到倾家荡产；有的则一生孤独，出现精神问题，或是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来。
的确，人生于天地之间，自立自强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一代大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有一首诗写得好：“滴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老子，不算是好汉。”人生最可依赖的是什么？是知识、是智慧、是汗水。人常说“靠人种地满地草，靠人盛饭一碗汤”。父母都不可能依靠一生一世，何况他人？因此，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清末封疆大吏左宗棠告老还乡，在长沙大兴土木，打算为子孙后代留下豪华府第。他总是怕工匠偷工减料，便亲自拄着拐杖到工地督工，这儿摸摸，那儿敲敲。有位老工匠看他如此不放心，就说：“大人，放心吧。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在长沙城里造了不知多少府第。在我手上造的府第，从来没有倒塌过，但屋主易人却是常有的事。”左宗棠听后，不觉满面羞愧，叹息而去。
同为名臣，林则徐在对待儿孙的问题上就要开明得多。他曾说：“子孙若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若我，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为子女留下财富，不如留下更多的知识，后代不一定能保留住财富，但须用知识去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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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年“海龟”和“海带”的话题已经不再成为媒体关心的焦点，但是关于MBA的讨论似乎更加白热化。我曾经也认真地问过自己,“真的值吗？”
1999年8月26日，我乘坐UA851航班飞往美国纽约，开始了我在美国圣约翰大学为期两年半的留学生活。离开中国之前，我在职场上工作了12年，在市场营销业工作了9年，留学美国花费了我和太太十几年职场工作的全部积蓄。
虽然这两年“海龟”和“海带”的话题已经不再成为媒体关心的焦点，但是关于MBA的讨论似乎更加白热化。我曾经也认真地问过自己,“真的值吗？”
中国“老生”的冷遇和帮助
有一些中国“老生”比我们早几年来到美国，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有一种非常盲目的优越感。有的人，你叫他中文名字他会老大不高兴，非要叫他英文名字才舒坦，而有的人拿到了工作签证或绿卡俨然一副美国人的面孔和架式。这类老生见到我们这些“留学菜鸟”就躲，生怕自己和中国同学扯上关系。
记得第一天去学校报到，在MBA学生管理处看见三个中国同学。老师告诉我，他们是我的上届同学，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他们，于是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你们好！我是从北京来的，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听到我的问话这三个同学立刻不作声了，连头也不抬，爱搭不理地做自己的事情。我以为他们没有听到，又大声地重复了我的问候。三个人依然是没有任何回应，而且脸上显出了不耐烦的神色。我当时真有一种被人打了嘴巴的感觉，即便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对我善意的问候也会非常礼貌的回应。我开始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到了美国，人会变成这样？
当我成为圣约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陆留学生会主席以后，也曾经多次邀请这三位同学参加学生会的活动，这三位同学均没有出现过，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因为在签证上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所以“不敢见人”。他们不是对我，对所有中国同学都是这样。这类“老生”说白了就是怕中国同学给他们“找麻烦”，他们当然仅仅是大陆同学中的一小部分人。但是我不禁要问，出国留学真的要让我们变得如此“异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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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他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