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定律,拉斐尔忍者神龟

拉斐尔定律,拉斐尔忍者神龟

日期:2018-11-30 16:55:47    编辑:侯芙睦    来源:互联网

留下什么都比不上学会自立(自己的,拉斐尔,府第,罗斯,富翁)  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富翁对于财富的处
留下什么都比不上学会自立(自己的,拉斐尔,府第,罗斯,富翁)

  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富翁对于财富的处理,一般是全部留给子孙。但是在美国的富翁中,近年来却有一种新的风尚在流行,就是不要留太多的财产给子孙后代,以免他们乐不思蜀,成了扶不起的阿斗。这种风尚的实践者有大名鼎鼎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投资家华伦·巴菲特。

  现代富翁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可能缘自罗斯·柴德留下的教训。罗斯·柴德是巴比特老一辈的富翁,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儿子拉斐尔。但拉斐尔在继承遗产两年后被人发现死于纽约一处人行道上,死因是吸食海洛因过度,年仅23岁。

  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就曾做过一项调查,在继承15万美元以上财产的子女中,有20%的人

  放弃了工作,整天沉溺于吃喝玩乐,直到倾家荡产;有的则一生孤独,出现精神问题,或是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来。

  的确,人生于天地之间,自立自强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一代大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有一首诗写得好:“滴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老子,不算是好汉。”人生最可依赖的是什么?是知识、是智慧、是汗水。人常说“靠人种地满地草,靠人盛饭一碗汤”。父母都不可能依靠一生一世,何况他人?因此,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清末封疆大吏左宗棠告老还乡,在长沙大兴土木,打算为子孙后代留下豪华府第。他总是怕工匠偷工减料,便亲自拄着拐杖到工地督工,这儿摸摸,那儿敲敲。有位老工匠看他如此不放心,就说:“大人,放心吧。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在长沙城里造了不知多少府第。在我手上造的府第,从来没有倒塌过,但屋主易人却是常有的事。”左宗棠听后,不觉满面羞愧,叹息而去。

  同为名臣,林则徐在对待儿孙的问题上就要开明得多。他曾说:“子孙若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若我,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为子女留下财富,不如留下更多的知识,后代不一定能保留住财富,但须用知识去创造财富。
猜你也喜欢:真的要去美国吗(中国,同学,老生,圣约翰,美国) 虽然这两年
真的要去美国吗(中国,同学,老生,圣约翰,美国) 虽然这两年“海龟”和“海带”的话题已经不再成为媒体关心的焦点,但是关于MBA的讨论似乎更加白热化。我曾经也认真地问过自己,“真的值吗?”

  1999年8月26日,我乘坐UA851航班飞往美国纽约,开始了我在美国圣约翰大学为期两年半的留学生活。离开中国之前,我在职场上工作了12年,在市场营销业工作了9年,留学美国花费了我和太太十几年职场工作的全部积蓄。

  虽然这两年“海龟”和“海带”的话题已经不再成为媒体关心的焦点,但是关于MBA的讨论似乎更加白热化。我曾经也认真地问过自己,“真的值吗?”

  中国“老生”的冷遇和帮助

  有一些中国“老生”比我们早几年来到美国,在美国多年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有一种非常盲目的优越感。有的人,你叫他中文名字他会老大不高兴,非要叫他英文名字才舒坦,而有的人拿到了工作签证或绿卡俨然一副美国人的面孔和架式。这类老生见到我们这些“留学菜鸟”就躲,生怕自己和中国同学扯上关系。

  记得第一天去学校报到,在MBA学生管理处看见三个中国同学。老师告诉我,他们是我的上届同学,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他们,于是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你们好!我是从北京来的,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听到我的问话这三个同学立刻不作声了,连头也不抬,爱搭不理地做自己的事情。我以为他们没有听到,又大声地重复了我的问候。三个人依然是没有任何回应,而且脸上显出了不耐烦的神色。我当时真有一种被人打了嘴巴的感觉,即便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对我善意的问候也会非常礼貌的回应。我开始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到了美国,人会变成这样?

  当我成为圣约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陆留学生会主席以后,也曾经多次邀请这三位同学参加学生会的活动,这三位同学均没有出现过,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因为在签证上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所以“不敢见人”。他们不是对我,对所有中国同学都是这样。这类“老生”说白了就是怕中国同学给他们“找麻烦”,他们当然仅仅是大陆同学中的一小部分人。但是我不禁要问,出国留学真的要让我们变得如此“异化”吗? 猜你更喜欢:行者无疆 3.20 荷兰水(河西,荷兰,老太,祖母,汽水)
行者无疆 3.20 荷兰水(河西,荷兰,老太,祖母,汽水)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他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