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起行囊走四方寫景詩賞析
背起行囊走四方，踏著是歷史，背著是書箱，縱身幾千年，橫跨幾萬里。──究竟是什么有這么大的威力呢？對了，這就是文學，是古代的寫景詩歌。
而又因為其情景交融，故不僅可以使人見景，又可使人通情，可謂是世上最劃算的旅行了。
在這里有張九齡《望月懷遠》中“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的戀戀念情；有王維《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雄奇風光；有李白《早發白帝城》中“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疾濟喜情；有青蓮《論詩》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詩情雅韻；有太白《送孟浩然之廣陵》中“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的依依離情；有李商隱《晚情》中“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情”的珍老惜時；有張繼《風橋夜泊》中“孤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綿綿旅情；有俞文豹《清夜錄》中“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的天然哲思；有柳宗元《漁翁》中“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的.鄉村剪影；還有孔尚任《桃花扇·哀江南》中“白鳥飄飄，綠水滔滔”的冶情佳境……
面對這些美妙的詩句，我們似乎可以研究一下古詩詞中“情，思，景”的關系。明代的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曾說：“情隨境變，字逐情生。”同時代的學者袁枚也說：“品畫先神韻，論詩重性情。”
那么，在對古代詩詞的管中窺豹中，似乎可以得到一個關于“情，思，景”的這樣的結論：以情觀景或因景生情，然后又由景而思。這或許是大多數作品的寫作模式，我們把這種寫作模式叫做“即興寫作”。那么，在“即興寫作”中應偏情呢，還是偏景呢？
清代的吳喬這樣說：“古詩多言情，后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之中：‘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涼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絕無關于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為主，景為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云’；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宏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敘景惟欲闊大高遠，于情全不相關，如寒夜以板為被，赤身而掛鐵甲。”
這其中便揭示了詩的創作原則：“情為主，景為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融景入情，寄情于景”。至于孰輕孰重，不言而明。
本著這些原則，繼續賞析古代寫景的詩，璣珠與瑕疵便會自生。
應該說，這是確是一場劃算的旅行，不僅領略了天下風光，更了解了詩人的心胸情懷，還能小試牛刀品頭論足，快哉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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