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小醫生,我的悲苦向誰訴職場故事
醫生是一個如此特別的職業——每個人都需要他們，每個人都見過他們，但大多數人對他們的工作狀態所知甚少，對他們的生活和困惑更是無從了解。正因為這樣，一個名為“急診室女超人于鶯”的微博，在網上迅速走紅，不論明星百姓，都樂意成為她的粉絲。哪怕記錄雞毛蒜皮的小事，粉絲們都熱情轉發，這背后的隱秘動機，恐怕是醫患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公眾窺探醫生心態的強烈愿望。
從業前十年的“小醫生”階段，是醫生生涯中最“悲催”的過程，高勞動強度、低報酬是所有“小醫生”必須面對的現實。不過，除了這些，當下中國的“小醫生”們，還有特殊的困惑：面對不受尊重的社會評價和充滿風險的職業未來，還有必要堅持下去嗎？
超人、非人
上午11點，上海仁濟醫院的電梯里，兩位正在這家醫院做實習醫生的同學巧遇。女同學手里拎著洗漱用品。
“夜班？”男同學問。
“是啊。剛洗好澡準備回去休息。昨晚太幸運了，足足睡了6個小時，沒什么事。要是輪上值急診班就慘了，別想睡了。”女同學回答。
“唉，那個悲慘的人就是我呀，昨晚就只睡了2個小時，好幾個急診。”男同學無精打采，一臉倦容。
這樣的對話，并沒有引起電梯里其他患者和家屬的注意，他們要操心的事情很多：能不能掛上專家號、幾點鐘能見到醫生、疾病幾時能好、要花多少錢……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醫生和患者站在同一部電梯里，互相之間卻不理解、不信任。”醫生培養周期比別的職業長很多，工作的辛苦程度也要高很多，但大多數病人，僅僅將醫生看作一部精密運行的儀器，他們不能出錯，也沒有理由倦怠。
上午10點，卞正乾醫生強打著精神，眼皮卻在打架。他是前一天早上8點開始工作的，共做了5臺手術，在值了24小時的班后，“不幸”又排到當天下午有3臺手術。也就是說，他很有可能連續工作30個小時以上、上8臺手術后，才能回家吃飯休息。“別擔心，手術臺上精神高度集中，絕對不會犯困的。”
從醫近十年，卞正乾已經適應了這樣的作息規律，練就了“超人”一般的工作精力。即使不遇到值班，“朝九晚五”對于卞正乾也是奢侈的，一周下來，能完整地休息一天他就很滿足了。
現代社會中，像醫生這樣對智力、知識儲備和體力都有著超高要求的職業，恐怕已經不多見。醫學生周文婷告訴記者，她就讀的醫學院，是復旦大學唯一還保留有通宵自習室的校區，每天晚上通宵教室都坐滿人。小醫生蔣仕林離開學校已經3年，但他還清楚地記得，讀書期間，看書到凌晨兩三點，是常有的事。
學習過程長、勞動強度高、責任重大，付出不比別的職業少，但在青年階段，醫生的收入卻要比別的職業低很多。在大城市的三甲醫院，當醫生的學歷門檻是博士，一般學習時間需要10年，“小醫生”們的年齡一般在30出頭，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元。如果在別的行業中，同樣學歷或同樣年紀，一些人進入管理層，沒當領導的至少也已經“資深”，收入也隨之水漲船高。
“剛工作那幾年，去參加了幾次高中同學聚會，后來都不愿意去了。人家討論買房買車，晉升仕途，我卻拿著可憐的收入值夜班、讀書、考試。”31歲的小醫生徐文停難為情地介紹自己的“家底”：房子首付是父母幫忙的，房貸要靠老婆還，“沒地位啊！”“小醫生”看似已經進入職場，實際上生活內容跟在大學里差不多，他們除了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日還要看書、進修、準備各種考試。
辛苦又清貧，“小醫生”的真實生活，不太容易被“外人”接受。因此，不少“小醫生”選擇與同行結婚，以便互相體諒。
兩個世界？
小醫生們苦嘆職業辛苦，他們自認為任勞任怨，努力用學識幫助患者解除痛苦。但在一些患者對醫生的想象中，他們卻是另一副相貌：冷漠、不負責任、只想賺錢。
在中國醫患關系緊張的局面延續多年后，醫生和患者，仿佛變成兩個世界的人，互不信任，也愈演愈烈。
六七年前，卞正乾曾抱著滿腔熱情，試圖通過拍攝一部小電影，來讓更多人了解小醫生。那時候卞正乾剛做醫生兩三年，經歷和目睹醫生事業的種種現狀后，他覺得“有話要說。”毫無影視經驗的“小醫生”卞正乾，帶領著4名實習醫生，著手拍攝。當時，醫患矛盾已經是社會上熱議的話題，醫生形象的惡化也已經出現。因此，醫生自拍醫生故事《白領日志》的消息，很快成為新聞事件。
《白領日志》中，4名醫科學生到醫院實習，剛開始時，大家都對醫生職業充滿理想，立志要當一名好醫生。但真正進入醫院后，醫學生們發現，這個職業對專業能力要求那么高，而患者對醫生的尊重卻那么少。實習結束，4人中只有一人留下當醫生，其他人要么到醫藥公司，要么繼續讀書，要么出國。卞正乾說，雖然現實中醫學生做醫生的比例，要比影片中高很多，但的確有很多人，因為職業環境而放棄醫生職業。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一名在中山醫院ICU（重癥監護室）實習的醫學生，被患者家屬毆打，此后，他放棄了醫生道路。
醫患之間的隔閡和不信任感，經過多年的`累積后，以各種形式爆發出來。一名在眼科實習的醫學生，甚至見過有患者用錄像機把就醫過程拍下來，理由是萬一出了事可以拿出證據。
醫生倪誠有過更加“離譜”的經歷。一位高齡患者病情危急，經過搶救保住了生命，再次病危時，醫生準備搶救，而患者家屬卻堅決不愿搶救。倪誠問家屬是什么原因要求放棄搶救。家屬回答：你們把我母親搶救回來，住在醫院，不就是想多賺幾天的錢嗎？
搶救結束后，倪誠把費用清單遞到家屬手上，所有自費的費用只有一千多元。讓倪誠痛心的是，只有拿出這樣的證據，患者家屬才會相信，醫生搶救病人，是職業上最起碼的要求，與賺錢無關。
醫患之間重塑信任和理解，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白領日志》在網絡上播出后，只在醫生圈子里引起一定的關注，由于專業性上的缺陷，普通觀眾很難去認真觀看這樣的電影。更重要的是，真正要改善醫患關系，依靠文藝作品的溝通恐怕杯水車薪。
優秀人才逃離醫科
目前劍拔弩張的醫患關系，以及層出不窮的傷醫、殺醫事件，給準醫生和小醫生們以沉重的打擊。今年3月，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實習生王浩，被一名17歲的患者殺死。不久，北京又接連發生患者刺殺醫生事件。這些惡性的事件動搖著醫學生和小醫生們做醫生的決心。一名小醫生告訴記者，丈母娘在看到這些新聞后，勸他改行。
職業環境惡化影響醫療人才儲備——這句話在10年前或許只是一種猜測，但現在，猜測可能正在成為現實。
醫學院校生源的變化，或許能夠說明一些問題。記者通過上海市幾所重點大學醫學院學生了解到，最近幾年，這些學校醫科錄取分數變化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學生們認為，重點高校畢業后就業前景更好。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家庭環境較好的學生，愿意讀醫科的越來越少。
蔣仕林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在這所老牌的醫學院校里，學生家庭情況大多是工薪階層的普通人家。按照他的分析，經濟狀況較好的學生，大多因為醫科學業太苦、回報太少，而不愿意報考。
教育周期長，是醫學專業的特點，所有國家的醫生，都要經歷漫長的艱辛過程，才會獲得職業上的成就。因此，一些國家醫科學生，往往家境不錯，才能負擔他們長期的培養成本。普通家庭子女就讀醫科，家庭自然會對子女的經濟收入有一定的期待，而一旦收入過低，同時在社會尊重上得不到補償，很多醫學生可能就會選擇改行，從事回報更高的職業。
如果說重點高校生源近幾年變化不大，那么，一般醫學院校的生源情況，就已經顯現出一些變化。記者查閱山東和安徽兩省各一所“二本”醫學院的錄取分數記錄，2009年、2010年、2011年3年中，這兩所學校在本省招生的理科分數平均值，都呈下降的趨勢，而理科生通常占醫學院校生源的絕大部分。
近期在復旦大學醫學院舉行的“第三屆全國高等醫學院校大學生臨床技能競賽（華東分賽區）”上，記者對參加活動的幾所醫學院校帶隊老師進行了簡單的調查。提起目前醫療環境、醫患關系對醫學生培養的影響，多位老師表示非常擔心，一致預測醫學院校生源素質的下滑，是必然的趨勢。同濟大學醫學院一位老師則表示，醫院優秀醫生后繼無人的狀況，恐怕很快就會出現。
復旦大學團委調研部也注意到了醫患關系對青年醫務工作者的影響，他們就“醫患關系如何影響我校醫務青年”進行了調查。被調查的醫學生和青年醫生普遍感到，醫生職業風險很大。多名醫科實習生在調查中描述，他們工作中曾見過醫務人員被打，鬧病房、砸診室的情況時有發生。有實習醫生表示，在目睹備受學生尊敬的資深醫生被打后，他們感到工作中缺少安全感，而且對醫生職業深感失望。一些被調查的學生表示，將來選擇科室時，更希望去風險小、糾紛少的科室。
“現在不是辛苦不辛苦的問題，是性命攸關。”周文婷讀醫8年，即將成為一名醫生。她告訴記者，當年報考醫科，是覺得醫生職業崇高。大五時第一次進醫院實習，醫生的工作環境，讓她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實習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她動了出國的念頭，甚至已經著手各種考試。但最后，周文婷還是留了下來。她自己分析說，對醫生職業最原始的向往，最終促使她跨入這一個充滿挑戰的行業。不過，周文婷也知道，精神上的堅持，很容易被殘酷的現實動搖。
代誰受過？
追溯醫患關系緊張的源頭，是醫療事故、醫生收紅包、過度醫療、開大處方等新聞的頻繁曝光。在接受記者采訪的過程中，所有醫生都承認，醫務界的確存在這樣喪失職業道德的醫生，但因為這些人的丑聞就判定所有醫生唯利是圖，讓他們覺得很委屈。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些患者從見到醫生的第一秒開始，就已經預設醫生的“惡意”，因此，醫生們不得不萬分小心，保守謹慎。但醫學是如此特殊的專業，科學對疾病的認識如此有限，很多治療不可避免充滿風險，醫生的過分保守并不利于治療。小醫生們更是受這種緊張關系之苦，卞正乾回憶自己剛做醫生時，老醫生們會鼓勵自己多嘗試，而現在的老醫生帶小醫生，提醒最多的是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缺少練習的機會，醫生成熟的過程也被拉長。最終，受害的還是患者。
在醫生看來，大多數醫療糾紛發生的原因，不是醫生的錯，也不是患者的錯，醫生和患者都是代人受過。
患者對治療效果期待太高，是引發醫療糾紛一個最常見的原因。周文婷在實習中目睹了一次糾紛產生的全過程。一位外省患者因為眼部疾病到上海著名醫院求醫，因為家境貧寒，患者病情拖了很久才就診，情況已經非常危險，如果不及時手術，很可能失明。醫生為患者實施了手術，術后，患者恢復到模糊視力。但半年后，這名患者找到醫院哭鬧，稱醫生沒有治好他的眼睛，他現在看東西都看不清楚。
這樣的家庭，到上海做一次手術，可能花光一家人多年的積蓄，如此大的代價，讓患者對手術效果的期待是恢復到過去的視力。周文婷說，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醫療技術是有限的，面對這樣的故事，醫生也很無奈。
更多的糾紛，是因為“看病難。”“患者排了一個上午的隊，到醫生這里可能只有幾分鐘時間問診，病人自然不高興。”周文婷認為，患者的抱怨可以理解，但醫生也不是故意縮短時間。中國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衡，好醫生、好技術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醫院，使得三甲醫院人滿為患，醫生能夠分給每個病人的時間非常有限。
事實上，患者的怒氣，也許只需要醫生多幾分鐘關切的交流就能夠化解。因為醫務人員態度而引發醫患糾紛的情況在三甲以下的其他醫院會好很多。徐文停和蔣仕林是上海建工醫院的骨科醫生，在這家企業辦的二甲醫院，患者人數相比三甲醫院要少，醫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詳細與患者交流。“術前談話至少半小時，有的時候一個病人就要談很久，把風險、預后都交代清楚。跟患者講得越多，他們越能理解手術，也越能理解醫生的工作，他們會感到醫生是跟他一起努力解除病痛。”
患者很容易將看病難、看病貴的怨氣發泄到醫生身上，因為唯有醫生是一個明確的目標，而造成看病難、看病貴的真正原因，患者看不見摸不著，無從責罪。這一點，醫生們自己也很理解，“我生病看醫生時，也覺得排隊很長，醫生很冷漠。”
患者怕醫生不負責任、開大處方；醫生怕患者無理取鬧甚至動刀子——醫患關系到今天，似乎已經走進死胡同，而這樣尷尬的境地，給年輕醫生的培養，帶來莫大的阻礙。如果不解開這個死結，我們老了，到哪里就醫？我們的孩子又到哪里就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