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的人力資源
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國一直屬于倫理型社會，而不是經濟型社會；但是中國作為30年來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工業化給中國帶來繁榮的同時，勞動力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緊張，特別是年關一過，沿海企業來內地的成都招工，普遍反映出：“工資不高成本高，民工不愿出川”，“沿海不少企業半停工狀態”，勞動力缺乏？果真？如此？我不相信。
民工出川相對于在本地的成本偏高，而且經歷了年前的回家難，滯留于外地的恐慌還有記憶，他們出川所掙的薪水也多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反正也就是打工的工資，哪里打工都差不多一樣。但是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為什么農民們不愿呆在家里搞農業？因為守在農村，根本掙不了錢，現實生活可不象報紙或報告上說得那么天花亂墜的，什么增長、什么增加的。
我們一提起民工，誰的腦袋瓜里都會立即出現：一手提著大包，一邊肩上還扛著一個大編織袋，沉重地奔波于都市，走到哪里都是一出特別的風景。現在的城里人似乎也接受了他們，看多了這種風景，但是這種卑微的身影不斷地流動著、展轉著，整個中國看起來都在流動，并在這種流動中似乎就顯示出了活力來。問題是，這種流動本身就有其特殊的原因，那是他們總想找一處安身立命的地方，而哪里都不是，最后在疲于奔命折騰到年尾仍然回去老家。我們也看到一些人在城里混得好了，混到了房子與車子，那不過是一種標志性的榜樣和目標，絕大多數的人仍然靠著一份薪水養全家老小，稍一遇上有點病痛，就仍然會入不敷出，仍然一貧如洗，于是，就又不得不疲于奔命地出來在這種甚囂塵上的`周遭現實謀得一份工作。
我們以往的文章中，只要一提到人力資源這一塊，馬上就會想到高中級人才，其實，我們的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所謂從土地上跑出來的那些農民工們。在以往的數據顯示，中國有八億農民，現在你還會這樣說嗎？那現在又是多少呢？誰也不知道，因為，這些農民們早從土地上出來，由農民變成了民工，而這種身份仍然也很特殊，他們一方面聽到城鄉一體化的口號，另一方面又還有土地，哪怕是在城里干上了十年二十年，他們的身份并沒有改變，他們仍然是農民，他們仍然是圍著一份工資流轉，年關時，仍然要奔命回家。城市里，在他們眼里似乎永遠不是安身立命之所，為什么會這樣的呢，原因很簡單，不管他們付出了多么多的心血，多么多的汗水，他們生來是農民，永遠注定就是農民，前些年，沿海也搞過將個別突出貢獻的打工農民的戶籍劃入城區，但好象很少很少，如果你到美國，在那里呆上幾年都能混綠卡呢，而在國內，這么簡單的事就是搞不懂，我們似乎更習慣了他們的奉獻，不停地奉獻。總體來看，深層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出生地在農村。
同工不同酬，最臟最累的活是他們的，他們似乎也沒有任何怨言地認了命。他們也習慣了城里人別樣的眼光，他們習慣了自己流動過程中將自己的子女送到民工子女學校，他們習慣了如候鳥一樣大遷徙，他們習慣了這種生活與生存方式，他們也似乎習慣了自己的這種命運。
回過頭去，我們看到了萬人報考公務員，這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奇怪現象。今天成都的一份黨報《成都日報》上刊載：《同等條件下，遺屬優先錄用為公務員》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出，中國的公務員工作是香餑餑，而我們的擁有太多坐享其成的職能部門的人員在這種由于工業化規模擴大而出現的勞動力不足情況下是不是也該瘦瘦身了呢？！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根本的問題是民工們還在為生存而奔命。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的確是增長了，而我們人力資源中絕大多數的普民大眾們的收入卻并沒有因此而大大提高，為什么呢？他們一方面不斷地想換好一點工作所表現出的流動，一方面收入又沒有相應地增加，結果，所謂的經濟增長了，而消費卻非常小，出現這種嚴重失衡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我們就看到經濟增長了，也就只是看到了這個增長而已。
如果，我們的城市將戶籍管理適度靈活一點兒，讓民工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中去，提高他們的待遇，那么，他們一樣可以象城里人那樣消費，一樣可以帶動中國經濟的平衡發展。這個巨大的群體，真真不能小視，民富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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