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这一角色在我国企业的现实状况是怎样的呢?清华大学会计研究所副所长杜胜利教授作了详细的分析。2003年的一项包括各类企业针对1450人的调查显示：70%的单位按照《会计法》设置了CFO职位，有30%的企业没有设置这一职位。在称谓上，调查对象当中有67%的企业管财务最高负责任人叫总会计师，叫财务总监的有14%，这主要分布在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和部分集体企业，叫首席财务官、财务总裁的占5%。79%的总会计师是单位领导班子成员，21%是单位的党组成员。CFO进入董事会的有19%。CFO到底在企业中排第几位呢?杜教授说，大概有30%的企业，总会计师在单位领导班子当中位于总经理或行政总裁之后，是二把手。另外还有30%排在总经理和业务总裁之后，就是排第三，还有30%多的人，在班子成员中排最后一位。
总会计师到底由董事会聘任还是由什么部门委派呢?据统计，董事会任命的占26%，单位行政负责人任命的占24%，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者上级部门指定的大概占50%。从这几组数字可以看出：现在总会计师在公司中的地位，首先是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和首席财务官在企业中的称谓不一样，而且在企业当中的地位和角色也不一样，重要的不在称谓，重要的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财务负责人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地位。杜教授将这一问题归纳为四个现象：一是缺位，二是空位，三是末位，四是错位。真正的CFO制度下，CFO在决策层面上要进入董事会，在执行层面上是财务的头，在财务问题上要统领，同时要对CEO负责。但是现在很多企业的CFO是不进入董事会的，所以是一个错位的概念。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调查CFO你认为应该对谁负责、你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时，很少有CFO回答说我应该进入董事会，这也存在一个错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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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雄母亲的商业歧路(垃圾,巷子,她是,老婆婆,上世纪)
她是半辈子只知丈夫孩子的家庭主妇。
她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英雄的母亲。
天黑了，整条巷子的光线暗了下来。在建筑物投下的重重阴影中，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婆婆一边熟练地把地上的矿泉水瓶子装进随身携带的一条麻布口袋，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数数：第34个、第35个……一个1毛钱，今天的生活费已经“捡”够了。
富贵时，她拥资千万；落魄时，她捡拾垃圾……
一个过路的人喝完了饮料，将空瓶子扔到她的面前，“捡垃圾的，这里还有一个！”
老婆婆的身子一阵颤抖，眼泪忍不住顺着面颊直往下流——“捡垃圾的，我是捡垃圾的……”
没有人想到，她会是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声名赫赫的女富豪、亚新实业公司董事长罗亚军，鼎盛时期她的个人资产超过千万……然而时过境迁，所有的光环和财富都已离她远去，除了那些偶尔回想起来还觉得幸福的梦。她现在每天要面对的就是如何从垃圾里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来换回几元几十元的生活费，以及如何应付时时上门讨债的“黑社会”。
扛在弹弓上的希望
罗亚军的家，在重庆市黄桷坪派出所旁的巷子里。整个巷子都没有人知道罗亚军是谁，当提起“杨百万”这个名号时，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随之便是长叹一声。
终于找到罗亚军，她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空荡荡的房间里，摆着几件陈旧老式的家具，一台发黄的冰箱和柜式空调，是昔日富足的遗迹。
跟电话里再三婉拒采访的戒备相反，见面之后的罗亚军虽然憔悴，但和蔼可亲，和街头任何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没有两样，记者很难想像这就是那个曾经名噪一时的千万富婆。她穿着一件上世纪时兴的花衬衣，肩上还架着两片厚厚的垫肩。她说：“我已经有10年没有穿过新衣服了，这些都是当年风光的时候买的。”说起当初的辉煌，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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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散文，我有偏爱，又有偏见。为什么有偏爱呢？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而偏见又何来呢？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
我没有读过《文学概论》一类的书籍，我不知道，专家们怎样界定散文的内涵和外延。我个人觉得，“散文”这个词儿是颇为模糊的。最广义的散文，指与诗歌对立的一种不用韵又没有节奏的文体。再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骈文相对的，不用四六体的文体。更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随笔、小品文、杂文等名称混用的一种出现比较晚的文体。英文称这为essay，familiaressay，法文叫essai，德文是Essay，显然是一个字。但是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查一查字典，译法有多种。法国蒙田的Essai，中国译为“随笔”，英国的familiaressay译为“散文”或“随笔”，或“小品文”。中国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过去则多称之为“小品”。我堕入了五里雾中。
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名，我正不了。我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这决不是“王婆卖瓜”，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中，情况也有分歧。英国散文名家辈出，灿若列星。德国则相形见绌，散文家寥若晨星。印度古代，说理的散文是有的，抒情的则如凤毛麟角。世上万事万物有果必有因。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一时还说不清楚，只能说，这与民族性颇有关联。再进一步，我就穷辞了。
这且不去管它，我只谈我们这个散文大国的情况，而且重点放在眼前的情况上。“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在专家们眼中，我这种对诗的见解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太平淡低下了。然而我却认为，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你们那些恍兮惚兮高深玄妙的理论“只堪自怡悦”，对于我却是“只等秋风过耳边”了。
这些先不去讲它，只谈散文。简短截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个中原因并不难揣摩。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于是作者如林，佳作如云，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并非罕事，实如家常便饭。“五四”以后，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或抒情，或叙事，稍有文采，便成佳作。窃以为，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文坛，良有以也。
但是，白话散文的创作有没有问题呢？有的。或者甚至可以说，还不少。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散’字。”“散”字，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随”者，随随便便之谓也。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写散文随笔，可以随便写来，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下笔就下笔；愿意收住就收住。不用构思，不用推敲。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想弄点新鲜花样，但由于腹笥贫瘠，读书不多，于是就生造词汇，生造句法，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结果往往是，虽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账，奈之何哉！读这样的散文，就好像吃搀上沙子的米饭，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市场，正相反，很多这样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我回天无力，只有徒唤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