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一套价值观犹如一个罗盘(中国,安捷伦,球员,薪酬,员工) 一套价值观犹如一个罗盘，它能使得一个组织变得真正强大起来。

　　这是一家在企业文化方面备受赞赏的跨国公司，它源于HP，却在分拆之后的短短数年内获得了和HP同样的尊重。关于它裁员的感人故事

　　被写进入了《财富》和《商业周刊》，尽管曾历经困境，但这家公司仍然年年被评为“最佳雇主”。

　　这就是安捷伦，强调速度、专注和勇于承担责任。

　　安捷伦深受惠普之道的影响，纳德·巴恩荷特把HP的两位创始人看作是自己的商业偶像。纳德是安捷伦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当他2002年到中国访问时，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因为自己的全球重组计划而上了裁员“黑名单”的中国员工的礼物——一幅写有“梦想成真”的书法作品。“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纳德说。

　　在中国，安捷伦一方面努力保持全球价值观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根据本地文化做适当的调整，但安捷伦努力使这种“变形”不致于影响价值观的导入。

　　比如，安捷伦在中国的薪酬制度是与其全球薪酬制度相一致的。但在薪酬结构设计方面，会更多考虑中国的实际。在外国，公司会对员工发放全额薪水或是薪水+福利，而福利则会包括买车贷款、子女教育基金、医疗保险等；在中国，安捷伦则会在发放薪水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美国公司没有的福利，如住房公积金、交通补贴等。

　　“这些薪酬奖励均会由公司HR部门的专家对员工所看重、珍惜的事物进行分析，以此做出薪酬决策来激励、吸引和留住人才。”安捷伦中国区总经理霍丰对《中国新时代》说。

　　安捷伦每年都会对员工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然后划分出三个层次。霍丰将之比喻为一个足球俱乐部的三种球员。第一种是明星球员，由于其表现会左右球队的胜负，因此他的薪酬会很高，其提高薪酬的幅度也会大于普通球员。第二种是中层的主力球员，第三种是合格球员。这三种层次的员工每年都会在公司赢利的前提下得到不同程度的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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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援助之手，你也会得到尊重(小和尚,师兄,方丈,工作,天长日久) 强求是世人的一种贪心，“又复当护人心，勿使夸嫌，动用自若，息世杂善。不贪名利，将过归己，捐弃伎能，惟求往生。”大多数人都有这些障碍，须认真检点自己，有无贡高我慢，嫌弃他人之习气。世间善事，一切随缘，不必勉强。
　　
　　小和尚刚来寺院时只有七岁，所以僧众们都当他是孩子，事事谦让，时常会帮他做些杂事，天长日久，小和尚已经习惯了接受别人的帮助。
　　
　　一晃几个年头过去了，小和尚长大了，而且又高又壮，可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却老了。
　　
　　一天轮到小和尚和师兄担水，多年了，他们一直是搭档，而且师兄非常照顾他，但是现在师兄老了，担着水上山非常吃力，可是小和尚丝毫没有怜惜他的意思，不停地催促，甚至抱怨他走得太慢，耽搁了时间。
　　
　　天长日久，小和尚厌烦了和师兄一起担水，于是找到方丈：“大师，我不想和师兄搭档了，他年老力衰，根本赶不上我，太耽搁时间了，你还是给我换人吧！”
　　
　　方丈听后，问小和尚：“你来庙里时几岁？”
　　
　　“七岁。”
　　
　　“当时你可担得动水。”
　　
　　“担不动。”
　　
　　“可敲得了钟。”
　　
　　“敲不了。”
　　
　　“那你的工作是怎么完成的呢？”
　　
　　“是师兄帮我的。”
　　
　　“他可曾嫌弃过你，呵斥过你？”
　　
　　“不曾。”
　　
　　方丈语重心长地说：“谁都有所不能，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也都帮助过别人。你现在还想换人吗？”
　　
　　小和尚羞愧地低下了头。
　　
　　人都有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借助外力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罢了。
　　
　　聪明的人善于借助别人的力量，善于从他人的身上吸取智慧。能够发现和利用别人的智慧和才能，你就成功了一半。如果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都为你的工作献计献策，那你工作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你也能够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你一定也会得到尊重。 猜你更喜欢:又逢癸亥??梁实秋散文(清华,西直门,学生,的是,同学) 我是清
又逢癸亥??梁实秋散文(清华,西直门,学生,的是,同学) 我是清华癸亥级毕业的。现在又逢癸亥，六十年一甲子，一晃儿！我们以为六十周年很难得，其实五十九周年也很难得，六十一周年更难得。不过一甲子是个整数罢了。

　　我在清华，一住就是八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回忆起来当然也有一些琐碎的事可说。我在清华不是好学生，功课平平，好多同学都比我强，不过到时候我也毕业了，没有留级过。品行么，从来没有得过墨盒（只有品学俱佳热心服务或是奉命打小报告的才有得墨盒的资格），可是也没有被记过或进过“思过室”（中等科斋务室隔壁的一间禁闭室）。

　　级有级长，每年推选一人担任。我只记得第一任级长是周念诚（江苏籍），他是好人，忠厚诚恳，可惜一年未满就病死了。最后一位是谢奋程（广东人），为人精明，抗战期间在香港作寓公，被日军惨杀。

　　每一个中等科新生，由学校指定高等科四年级生作指导员，每周会晤一二次，用意甚善。指导我的是沈隽祺。事实上和我往还较多的是陈烈勋、张道宏。我是从小没离开过家的人，乍到清华我很痛苦，觉得人生最苦恼事第一件是断奶，而上学住校读书等于是第二次断奶。过了好几年我才习惯于新的环境，但是八年来每个星期六我必进城回家过一个温暖的周末。那时候回一趟家不简单，坐人力车经海甸（今海淀）到西直门要一个多小时，换车进城到家又是半个多小时。有时候骑驴经成府大钟寺而抵西直门车站，很少时候是走到清华园车站坐火车到西直门。在家里停留二十四小时，便需在古道夕阳中返回清华园了。清华园是我第二个家。

　　八年之中我学到了些什么？英文方面，作到粗通的地步，到美国去读书没有太大的隔阂。教过我英文的有林语堂、孟宪成、马国骥、巢?琳诸先生，还有几位美国先生。国文方面，在中等科受到徐镜澄先生（我们背后叫他徐老虎，因为他凶）的教诲，在作文方面才懂得什么叫做“割爱”，作文须要少说废话，文字要简练，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五四以后，白话文大行，和闻一多几位同好互相切磋，走上了学习新文学的路子。由于积极参加《清华周刊》的编务，初步学会了撰稿、访问、编排、出版一套技巧。

　　五四的学生运动，清华轰轰烈烈的参加了。记得我们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他是天生的领导人才，有令人倾服的气质。我非常景仰他。他最近才去世，大概接近九十高龄了。陈长桐毕业之后继续领导学生自治会的是罗隆基。学生会的活动引发好几次风潮。不一定是学生好乱成性，学校方面处理的方法也欠技巧。有一晚全体学生在高等科食堂讨论罢课问题，突然电灯被熄灭了，这不能阻止学生继续开会，学生点起了无数根蜡烛，正群情激愤中，突然间有小锣会（海甸民间自卫组织）数人打着灯笼前来镇压，据说是应校方报案邀请而来，于是群情大哗，罢课、游行、驱逐校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数年之间，三赶校长。本来校长周寄梅先生，有校长的风范，亟孚人望，假使他仍在校，情势绝不至此。

　　清华夙重体育。上午有十五分钟柔软操，下午四至五强迫运动一小时，这个制度后来都取消了。清华和外面几个大学常有球类比赛，清华的胜算大，每次重要比赛获胜，学校若狂，放假一天。我的体育成绩可太差了，毕业时的体育考试包括游泳、一百码、四百码、铅球等项目。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对我只是摇头。游泳一项只有我和赵敏恒二人不及格，留校二周补考，最后在游泳池中连划带爬总算游过去了，喝了不少水！不过在八年之中我也踢破了两双球鞋，打断了两只球拍，棒球方面是我们河北省一批同学最擅长的，因此我后来右手拾起一块石子可以投得相当远，相当准。我八年没有生过什么病，只有一回感染了腮腺炎住进了校医室。起码的健康基础是在清华打下的，维持至今。

　　清华对学生的操行纪律是严格的。偷取一本字典，或是一匹夏布，是要开除的。打架也不行。有一位同学把另一位同学打伤，揪下了一大撮头发，当然是开除处分，这位被开除的同学不服气，跑到海甸喝了一瓶莲花白，回来闯进大家正在午膳的饭厅，把斋务主任（外号李胡子）一拳打在地下，结果是由校警把他抓住送出校去。这一闹剧，至今不能忘。

　　我们喜欢演戏，年终同乐会，每级各演一短剧比赛。像洪深、罗发组、陆梅僧，都是好手。癸亥级毕业时还演过三幕话剧，我和吴文藻扮演女角，谁能相信？

　　癸亥级友在台北的最多时有十五人，常轮流作东宴集，曾几何时，一个个的凋零了！现只剩辛文?（卧病中）和我二人而已。不在台北的，有孙立人在台中，吴卓在美国。现在又逢癸亥，欲重聚话旧而不可得，何况举目有山河之异，“水木清华”只在想象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