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夜也要有技巧，才能依然身体硬朗，否则，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如此的日夜操劳呢～因此，想要熬夜的您，千万记住：
１：不要吃泡面来填饱肚子，以免火气太大，最好尽量以水果、土司、面包、清粥小菜来充饥。
２：开始熬夜前，来一颗维他命Ｂ群营养丸，维他命Ｂ能够解除疲劳，增强人体免疫力。
３：提神饮料，最好以绿茶为主，可以提神，又可以消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让您神清气爽；但是肠不好的人，最好改喝枸杞子泡热水的茶，可以解压，还可以明目呢！
４：熬夜前千万记得卸妆，或是先把脸洗干净，以免厚厚的粉层或油渍，在熬夜的煎熬下长满脸痘痘。
５：熬夜之后，第二天中午时千万记得打个小盹。生理时钟，一般而言熬夜是不容易补救的，补救的原则还是建议您改回原来的睡眠时间，尤其是熬夜会使生理时钟发生问题，此时要改回原先的睡觉时间会较难，可建议您不论前一晚多晚睡，次日一定同一时间起床（如设定７点起床），白天想睡时不可卧床大睡，仅能趴着小睡如此便能逐渐将入睡时间提早。
生理时钟说明
时段
00：00～01：00 浅眠期 多梦而敏感，身体不适者易在此时痛醒。
01：00～02：00 排毒期 此时肝脏为排除毒素而活动旺盛，应让身体进入睡眠状态，让肝脏得以完成代谢废物。
02：00～03：00 休眠期 重症病人最易发病的时刻，常有患病者在此时死亡，熬夜最好勿超过这个时间。
09：00～11：00 精华期 此时为注意力及记忆力最好，且工作与学习的最佳时段。
12：00～13：00 午休期 最好静坐或闭目休息一下再进餐，正午不可饮酒，易醉又伤肝哦！
14：00～15：00 高峰期 是分析力和创造力得以发挥淋漓的极致时段！
16：00～17：00 低潮期 体力耗弱的阶段，最好补充水果来解馋，避免因饥饿而贪食致肥胖。
17：00～18：00 松散期 此时血糖略增，嗅觉与味觉最敏感，不妨准备晚膳来提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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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与帮助像一颗球(客气,老板娘,大厨,当我,一颗)
善意与帮助像一颗球
有一次家人一起到一家西餐厅用餐。那天客人满多的，菜出得慢，不过还好，陆续送了来，大家开始用餐，吃到甜点时，我点的餐还没送来，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吃一点你的前餐，你吃一点他的主菜，大家都没注意到这事，但我没忘记。
送饮料来时，服务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询问，是不是还有一份餐未送来？
我说是，服务小姐很客气的说了一声对不起就离开了。
不到三十秒，老板娘带着大厨到我旁边，连声抱歉，说刚把主菜放下去而已，还要一二十分钟，问我能不能等一下，或者要退掉。
我答：“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今天忙，难免会慢一些，我等一下好了，等好的时候帮我打包起来，我带回家。”
老板娘跟大厨连声道谢离开。
然后，原来没点餐的小朋友都有了甜点、水果与饮料。
埋单时我惊讶地问说是否算错了，老板娘在旁边解释道：“因为你的谅解与客气，所以餐点打八折，没上桌的那一份免费，小孩子的附餐也免费招待。”
我笑笑说：“你太客气了。”
老板娘回了一句话：“因为你的客气，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更客气。”
我笑着离开，不因少花钱，只因客气也可以传染给别人……
我的工作让我常常有机会介绍想装潢的客户给做室内设计的朋友，按照行规，或多或少总会有些介绍费，但我从来没接受。
大概是从高中开始，当朋友要回报我对他们的帮助时，我总是拒绝。
我只认真的告诉朋友，哪天我需要帮助，拉我一把就好了。
因此，当我须全家外出离家数天时，我不用担心家里的鱼会饿死、花会枯死；当我需要搬运东西时，我不用找搬家公司；当我无车可用时，不必担心没人载……
善意与帮助像是一颗球，当你毫不迟疑的将球丢向对你招手的人时，有天，当你也在招手时，也会有颗球飞到你手中，或者，还不只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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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文化隐忧（3）(耗损,文化,体制,惰性,文革)
答案，必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
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
“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入。
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
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一层层“领导”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这些机构一定也做过一些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没有太多权力，也没有当代的代表性，可能会给部分人员一些身份和津贴吧，却无法面对文化创建上的真正问题。
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建前沿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官方机构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作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
这就引出了“恶性耗损”。
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于是，几十年一过，当“文革”灾难渐渐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现在中国文化传媒界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比“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更加恶劣，因为他们明知真相而坚持造谣，明知法律而坚持犯法。相比之下，当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们无知得多。
这种大批判的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军方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
这中间，很多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近十年来，这些传媒经常在境外控诉，它们的记者如何受到了哪个县长、哪个机关的不礼貌对待，似乎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又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们忘了告诉人们，自己就是一种强大权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创造者一直受到它们的诽谤、追殴而求告无门。当诽谤被一一揭穿，它们也从来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罚，总是转身去谋划着新的诽谤。
它们为什么敢于如此？那是因为，这些传媒都顶着“政府喉舌”的光环，不存在体制上的对立面，更没有法律上的担忧。因此，即使没有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
从现在看来，中国的法律界习惯于把受毁损的文化人看成是“公众人物”，似乎理应挨打；把传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论自由”，似乎理应施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