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员工与原雇主的“怨偶”情结(日立,威盛,离职,员工,丑闻) 2003年年底以来，ＩＴ高科技企业不断爆出相关丑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离职员工问题”引发的。

　　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日立公司在与离职员工进行的一场“专利技术纠纷”中败诉。日立必须支付1．6亿日元给这名离职员工。

　　据报道，现年62岁的米泽成二，曾在日立担任主任研究员，参与光驱的研发工作，米泽表示，因为自己的发明让公司拿到专利，并带来高额利益收入，因此向日立要求等值的发明金，双方为此打官司。

　　2003年4月一审判决，日立必须支付3200万日元，日立不服判决继续上诉，今年1月29日二审宣判，法官裁定的金额较一审还增加了1．2亿日元，也创下同类型官司的最高金额。

　　一场普普通通的企业“内部技术纠纷”，再次将高科技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暴露给世人。近日，辉搏咨询首席顾问詹以辉告诉《财经时报》：“员工离职问题已成为当今大企业一大问题。”

　　丑闻频现

　　2003年年底以来，ＩＴ高科技企业不断爆出相关丑闻，而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离职员工问题”引发的。

　　2003年12月初，威盛电子公司董事长王雪红及总经理陈文琦夫妇，因涉嫌指派工程师窃取竞争厂商的商业机密，被台北地检署以违反著作权等罪名起诉。事件起因是，威盛电子前员工张至皓于1989年离开威盛赴友讯工作，后又于2001年8月重返威盛工作。控方友讯认为，威盛涉嫌指使张至皓故意离职，转到友讯科技工作，窃取友讯开发的“多协议标记交换工艺”相关芯片仿真探测程序，再转回威盛工作，使友讯公司蒙受重大损失。

　　如果控案成立，王雪红、陈文琦夫妇将被判刑4年，涉嫌担任商业间谍的张至皓则被诉请判刑3年。虽然威盛方面矢口否认全部指控，但事件本身一时间成为“威盛电子”有史以来最大公司丑闻。包括威盛董事长王雪红也公开自责：虽然威盛没有涉及商业间谍活动，但对于内部员工管理确实存在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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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成为信息化与群众参与的博弈(民众,统计,普查,经济普查,参与) 中国投入1000万人力花费达100亿元资金耗时3年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无疑将创下中国民众参与人数的新高。信息化与群众运动的博弈将绘出统计信息化进程最生动的曲线，折射出中国统计体制改革与信息化应用的全新历程。

　　如果不是由于一些统计单位的数据引发民众的置疑，统计并不会如此走近民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成为统计回归社会的最佳时机。

　　“违心”参与

　　离我们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据说动用了600万人，而此次经济普查所调动的人员总数据称将超过1000万。四川省普查中心副主任黄志贵告诉本刊，四川省参与此次普查的人数要超过100万，花费可能有几个亿。推算开来，全国投入的普查费用将达100亿，人数也绝对过1000万。对比美国1999年的一次普查，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当时参与普查的正式统计员为3000名，加上雇用的55万名临时工，费用花费为40亿美元，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民众参与的高成本、低效率与落后的生产力方式。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闻处处长张英香向本刊介绍说：此次调查涉及到二十几个行业、一百九十几个中大类，涉及八百多万家法人单位、产业单位和三千多万家个体工商户，为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作决策依据。而要得到如此众多的企业尤其是规模以下商户的支持并不容易，因此，国家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基础上，专门制订了《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家意志与一些民众心理的差异增加着经济普查的成本。

　　此次经济普查，这种民众参与无疑将继续在信息收集、数据填写、汇总上报以及分析处理等方面按照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的统一规划进行，实行省、市、县三级调查与逐级报送方式。长期以来，“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确定统计数据为国家原则，遵循的是先内后外、先政府后民众次序的做法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对于信息在提供与获得上的不对称。

　　教育部统计应用研究中心教授薛薇认为，分析中国统计的现状，不难看出民众“违心”的原因。在法律地位上，单行道式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与自下而上的被动提供数据的模式，让被调查者与调查者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使得“违心”的民众参与将原本低下的生产方式效率再次降低；从调查主体看，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在调查手段上，人工入户调查的落后手段使得统计信息化无从开展，民众参与作为结果而非原因填补了这种不足。 猜你更喜欢:讲不出再见(实践,调研,热情,感觉,游戏) 讲不出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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