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还这么穷？
文/婉艺
有位名校硕士朋友，费劲巴拉在北京考了个国家公务员，可工资除去房租，吃饭已成问题，为了将来的仕途能够坦荡些，又读了个在职博士，加上他老婆现在年纪大了，正在筹划生孩子，倍感压力。
我们有个共同的群，里面硕士博士一堆，见连他都哭自己工资低，大伙儿也你一言我一语地抱怨起来。朋友见大家都有同感，于是吆喝着，穷死了穷死了，这样下去，要下班摆地摊才够生活了，又说自己想辞职，早知道在帝都过得这样拮据，还不如回老家东南沿海做点生意。
最后归结一句话：唉，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觉得自己越读越穷了呢？
此话一出，连常年潜水从不说话的人的都冒出来，说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想考国家公务员考不上的，你还想辞职，你确定自己不是在拉仇恨？
也有人说，你以为生意是那么好做的吗，你现在起码是旱涝保收，要知道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年头，一说到工资，总免不了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哀怨之气。物价高，尤其是房价高，已经让大部分八零后成为了不得不“啃老”的一代。人人都嫌自己挣得少，不够花，学历偏高的人群尤甚，总觉得拿到手的工资对不起自己将近20年的寒窗苦读。
对于这个问题，我倒是挺看得开。
一个人若是一直在读书，没钱就对了。
学历和能力也许能助我们谋得一份收入还不错的职位，但毕竟大部分的行业，都不可能让我们“发财”。且凡事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书念得多了，结识的人际圈子层次提升，反而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
曾经有人问我，三年的研究生和三年的工作经验，谁更重要。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显而易见，研究生不是每个人都能念，而三年的工作经验，却是每个工作之后的人早晚会有的。
但是，当你读了三年研究生出来，以前本科毕业就已经进入工作岗位的人，很可能已经升职加薪，单从“挣钱”这个角度来说，你的起点不一定比他高多少。但你此时的工资，一定比同期与你进入公司的本科生要多那么一点。
这，也算是社会对更高文凭的一种认可和尊重吧。
培根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种阶梯，是精神和技术层面上的晋升，和钱可没啥太大的关系。
既然如此，为何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人为什么要读书？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读书”，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中相对快速地掌握一些仅靠日常经验不可能掌握的必要生活常识，以及一些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
比如，语文能教你为人处事遣词造句，数学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及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英语——好吧，英语是一门教育部认为你应该掌握的外语。
脱离了课堂的读书，更是一个人拓展自己的兴趣，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提升自己眼界，开拓自身事业所不可缺少的途径。
“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者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与时间。”——书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一个会读书的人，能让自己的思想得到前人的助力，在精神层次上走得更远。
如果你要做学问搞学术研究，那么这辈子你大概都和书离不开了。
如果你去经营一笔生意，读不读书真说不好能有多大影响。许多农民企业家，小学都没毕业一样每天给成千上万比她学历高得多的人发工资。因为，那本来就是一门实践才能出真知的学问，再多纸上谈兵也不能生出金子。
第二，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国家义务教育和高考，实际上的功能，是一种社会的阶梯。
通过高考和高等教育，一个家族的人们得以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比如，农民的孩子再也不会只能是世代为农，他们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变成国家公务人员、或者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比如教师、医生，或是金融从业者。
所以，知识确实能改变命运，却不能直接带来金钱，如果你想挣钱，那么你做的并不应该是不断念书，而是早日在掌握了一门技术之后，投入挣钱的第一线。
每逢傍晚，人群熙攘的地铁口或是天桥上，总会有一些衣着时髦的上班族在摆地摊，相信我们大家都没少见过。你们可能不以为然，有时看到好玩的东西，也会驻足蹲下来把玩，或者掏个腰包买下一个喜欢的小玩意儿。
一位亲身摆过地摊的朋友告诉我，别看不起那些摆地摊的，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的纯利润可以上千。
以从8点摆到12点计算，平均每小时250块，何况真正摆地摊的，都是11点之前就收摊了。
怎样，是不是比大家的计时工资要高多了。
曾经有个好朋友进了100个手机壳，便宜的1块钱一个，可以卖到十到二十块。贵的5-6块一个，市场价高达四到五十。一晚上只要卖二十个，纯利润就超过了她上一整天班的收入。
所以，别对那些开着豪车摆地摊的人感到奇怪了，摆地摊也不丢人。
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其中我最讨厌的，就是把职业分成三六九等。自古公务员地位就高，我们总说士农工商，总把做生意的人排在末位。能混到吕不韦那种级别的企业家，身份早已不单单是商人那么简单。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大学生也觉得做生意不好，没有社会地位，拼了命的想考公务员、当教师什么的，其实这都是一种偏见。
一个人高尚不高尚，和他的职业没什么关系，现在信息开放了，新闻审查也宽松了，什么丑闻都能爆出来，谁还能说老师都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护士都是白衣天使，公务员都是人民公仆？
所以，关键看你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
想做学问才应该不停读书，若真想挣钱去经商或创业才是王道，要知道，给人打工永远不可能发大财。真要能经营出一个上市公司来，也是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超出常人的智慧，
那一切，跟混得了几张文凭，可没有多大的有关系。
反而是很多已经相当成功的企业家，本身学历并不高，可是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也想有个文凭撑门面，才想起来去名校混个好看的文凭回来，挂在企业的白墙上。
可有些人本末倒置了，穷还不停地想靠念书念发财，又能有多大的做用。
也许是因为咱们这一代孩子，从小到大总听着大人们讲“读书改变命运”，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读书也是件奢侈的事吧。
富人混圈子，穷人走亲戚 最穷的时候是怎么过的 计较，是贫穷的开始猜你也喜欢：2005中国营销的问题、出路与趋势
2005中国营销的问题、出路与趋势(营销,中产,阶层,理性,中国) 2004,我们读懂多少市场？
2004年，虽然不乏有令人惊心的商业事件，但对于营销本身来说，却显得有些沉寂。是爆发前的沉默，还是黎明前的黑暗？
2004年，对于中国营销总的来说是缺乏突破性营销创新行动和震撼性重大营销事件的一年。也就是说，中国营销的内在基本矛盾及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根本性的解决。表现在：仍然滞留于卖力气的同质化营销阶段，所谓卖智慧的差异化营销仍然是一种渴望；仍然以竞争为基准、以销量为核心目标，尚未进入以客户需求为基准、以赢得客户价值为目标的新营销阶段。其结果是：许多企业依靠以粗放式管理布下的人海战术、以产品同质化为基础的价格战，依赖巨大资金投入的广告，凭借频繁调整的渠道策略，一时赢得了产品销量和市场份额的增长，但同时也陷入了非理性追求销量增长所带来的效益牺牲困境——客户忠诚度低、营销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差、现金流不畅。为生存而疲于奔命、却不得不在“无利润区”中苦苦挣扎已是众多企业心中难言的痛。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平淡的背后少了一些浮躁、多了一些理性，少了几分激情、多了一分凝重，这或许正是中国营销走出集体性战略迷失、走出营销混沌的“前夜”，或者说已抵务实、理性营销阶段的前沿。
2005，营销生态需要关注的几个变量
营销是一种没有终点的过程，如果说“黎明”需要智慧之星的点燃，踯躅于“前沿”需要力量的推动，下面的分析将具有意义。
一、从消费者变量看，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的日渐形成、农村消费水平与消费层次的日趋提高，将为中国市场注入新的需求与活力。
1.中产阶层消费群体日渐形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个人收入的增加，中国中产阶层的队伍日渐庞大，他们已经成为主流消费群体，并成为引领消费趋势的主要力量。而这一阶层具有消费心理趋于理性、销费行为趋于成熟、购买力强、消费稳定的特点，他们既务实又追求时尚，对品牌的认知能力更强。毫无疑问，稳定而理性的中产阶层的崛起，意味着我国消费市场开始具备了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市场基础。 猜你更喜欢:19世纪的中国金融中心(山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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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勒索。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22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些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6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又如翻阅宋氏三姊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
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惟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远不止我一人。